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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上海文化局长印象  

2009-08-15 00:47: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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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缘漫忆》(鲍世远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作者回忆上海解放初期戏曲改革工作的散文集,书中描写了上海解放后最早几任文化局长。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在序中说,几位文化局领导都是文化名人,但是从局长角度写他们则很少见。本文摘编自该书,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1950年2月23日,经市政府批准,成立上海市文化局。

    夏衍:《考验》的厄运

    首 任文化局局长夏衍。他还任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文艺处处长,以及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任常务委员,分管文教工作。那时候,他每 天从凌晨到深夜,大会小会,会见文化艺术界人士。个别谈话和对新接管的文化单位安排工作。还要经常到区委和群众团体作时事报告。那时候,他每天只睡四五个 钟头,也不感到疲累。

    他自己认为,“书生从政”首先碰到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有一次冯雪峰到文管会去找夏衍,进门被门卫挡住, 到了传达室又要冯雪峰填表,这一下把冯雪峰激怒了,发生了争吵。夏衍得知后下楼把冯雪峰请进了办公室,冯雪峰就说:“你们的衙门真难进啊!”事后夏衍对门 卫和传达室说:“以后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挡。”可是他们不服说:“这是制度。”

    夏衍同志在我的心目中是性情随和的忠厚长者,是个很有修养,知识广博的文化人,但是,又是个原则性强、坚持真理的领导同志。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言谈风趣,关心他人。

    在文化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夏衍同志多次教导我们,上海是藏龙卧虎之地,文物荟萃之邦,文化事业占全国“半壁江山”,在上海搞文化工作任重道远,责任重大。他勉励我们,要勇挑重担,兢兢业业,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千万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

    夏衍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很欢喜同干部在机关食堂一起午餐,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气氛十分融洽。他爱吃牛肉汤,有几次他掏腰包,请人到附近饮食店买来一锅牛肉汤,他笑呵呵地对大家说:“我请客,请大家品尝。”

    夏衍同志是个严于律己,重视学习,厌恶那些闹个人地位、争待遇的人。他曾经谈起:“我是供给制,但我不拿公家发的供给,自己所需的生活费用,全部靠稿费版税,已经足够了。”

    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批评有些干部闹地位、争待遇时说:“我最讨厌这种个人主义思想,说穿了这是一种低级趣味。地位有什么好争呢?我过去领导过黄源同志,现在他是华东文化部副部长,是我的顶头上司,这很好嘛。”

    谈到学习,他提醒我们,工作忙,不能放弃学习。要掌握两条:一是“钻”,要开动脑筋,努力钻研;二是“挤”,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中,善于挤时间。

    夏衍同志在整个接管过程中,没有禁过一出戏,也没有禁止过一本书,他依靠的是大家的自觉。戏曲界由周信芳带头,订了一个“公约”,主动不演坏戏,像《杀子报》、《大劈棺》这类的戏,就不再在舞台上出现。

    但是,那个时候人们的意见也还不少,有人提出,京剧界已经不演黄色戏(“粉戏”),为什么还让《出水芙蓉》这样的美国片上映。有人给陈毅市长写信,要求禁映美国电影。也有人在会议上批评夏衍同志“手软”。

    我读过夏衍同志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这是他从实际生活中创作的著名作品。他曾对人表示,他虽然写过不少剧本、电影剧本、论文、杂文,也写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各式品种,但他数来数去,能使自己满意的,只有一篇八千字的《包身工》。

    解放后,夏衍同志新创作的话剧《考验》我也看过。这个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黄佐临同志导演。

    夏 衍同志工作繁忙,他是利用15天的休假期间写出初稿。趁召开“文代会”机会,他带了剧本到北京,请几位老同志看看,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后来,作了修改。 1954年5月,上海人艺开排《考验》时,夏衍同志表示这个戏还不够理想,还是个初胚。他说,这个戏主要是写工矿企业干部中的骄傲自满情绪,已经阻碍了生 产和技术革新。

    1954年8月,《考验》参加了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获得演出奖,受到与会的华东各省代表团的一致好评。后来,《考验》在上海公演,观众非常踊跃,各报刊连续发表评论,热情赞扬这是夏衍同志建国后的一部力作。

    谁知好景不长,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上海人艺上报了《考验》和《初开的花朵》,不料《考验》竟未获批准,可是,没有正式文件下达,也没有哪个领导出面讲话,《考验》就是不让上北京。

    “直到几年后,上海人艺为了写剧院史,在多方面的走访了解后,才知道当年《考验》未能去北京演出,主要是由于当时上海市委某负责人的阻挠,说是该剧‘丑化了工农干部,美化了知识分子’。”

    联想起夏衍同志在“武训传批判”中的“代人受过”,都表现了他在艰难处境中的宽阔胸怀,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

    我深深感到遗憾的是:夏衍同志建国后创作的第一部话剧,竟然遭此厄运。从此他再也没有写过一个舞台剧。

    于伶:“为何最苦是伶人?”

    大约1952年以后,夏衍同志调离上海到北京去工作,于伶同志接任文化局局长,还兼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那 时候,文化局的工作繁忙,头绪很多,就以戏曲界来说,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面临的改革提高的任务,就有做不完的工作。于伶同志虽然一直从事于话剧创作演出 活动,但他在话剧演出的同时,关心着戏曲界的进步事业。解放前,他支持越剧《祥林嫂》的公演,帮助戏曲艺人团结起来,走向进步,他积极组织支持上海剧艺界 拒绝国民党政府强迫将艺人和妓女一起作为特种营业艺员登记的斗争。

    上海解放不久,于伶同志受党组织委托,请周信芳出任文化局的戏曲改进处处长。周信芳当即表示:尽管自己力不能及,但是党要他负此重任,他是不容推辞而乐意从命的。

    使于伶同志感动的是,周信芳受命之后,每天到局里上班视事,团结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改人、改戏、改制的各方面设想和讨论,为上海戏曲事业的改革、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我的眼里,于伶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剧作家,他的反映现实、充满爱国激情的剧作《夜上海》、《女子公寓》、《花溅泪》、《长夜行》等,都对我的思想进步产生过很大影响。他为了帮助戏曲艺人进步,经常在讲话时真情流露,激情满怀,使听者心灵为之震撼。

    后来,他因为受到潘汉年案的株连,离开领导岗位,即使是身处不公正待遇,他仍然一腔热忱从事党的文艺事业,难能可贵地创作了电影剧作《聂耳》和话剧《七月流火》。

    听说,到了晚年,于伶同志双目失明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出版了散文集与诗选。

    于伶同志祝贺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时,赋诗多首,其中之一是:

    峥嵘头角一麒麟,艺事精时情更真。历尽艰危搔首问:“为何最苦是伶人?”

    陈虞孙:“首长负责,亲自动手”

    于伶同志在调离文化局后,从1953年到1957年夏季,担任文化局日常工作的局领导是陈虞孙同志。

    陈虞孙同志是一位廉洁奉公,不慕名利,待人宽容,律己严格,光明磊落,忠诚坦荡而又颇具幽默风趣性格的文化人。他为党的新闻、出版、文化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他到文化局上任后,自觉地严格遵守机关工作制度,每天上午比规定上班时间提早十多分钟到局,而且长期坚持,有时候他到机关后,要到各处室巡视一遍。

    他的领导作风,不光停留在会议上讨论问题,听取汇报,而是抽出时间深入基层。他曾多次到评弹团听节目,熟悉刘天韵、蒋月泉、朱慧珍、张鸿声等演员。还去上海人艺看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排演,也到沪剧团、淮剧团等演出单位看戏,了解情况,结识演员。

    他在领导工作上一贯亲自动手,每次向干部作报告,写局的全年工作总结,“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不要办公室起草代笔。

    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在文化局多数老同志中,凡是和他接触较多,相处较久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认为他没有架子,生活朴素,平等待人,和蔼可亲。他善于倾听各种意见,然后娓娓而谈,充分说理。使你感到收获较大而且心情舒畅。

    说 到戏剧评论,陈虞孙同志言论精辟,文笔清新,言之有物。他谈麒派艺术,与众不同,颇有见地,发人深思。有一天下午,他到上海戏曲学校剧场(俗称蒙古堡), 去看“麒派艺术进修班”演出的麒派名剧《清风亭》。不久,他写了题为《门外说麒派》的短评。文章说:“麒派艺术,作为我们民族的艺术瑰宝,应如何保存、流 传,是一个严肃的艺术文化的问题,不容草率玩弄。曾记得有一阵子,曾把流派问题当做一个什么时髦的玩意,谁都能借口麒派来卖弄一下。左一个追韩信,右一个 跑城,追呀,跑呀,热闹一阵子,到头来,看看这阵热闹,对麒派艺术,到底是爱护培植呢,还是存心糟蹋?这是真心诚意做麒老牌的贤弟子呢,还是做周院长的不 肖子孙?”

    粉碎“四人帮”后,陈虞孙同志看戏时,看到戏里老头儿张元秀手里那根棍子,他笔锋一转,忽然联想到造反派的表现。于是 写道:“记得一次被造反派揪去陪斗。在囚车里遇见了周院长。他手里拄着一根拐棍,比那天戏台上老头儿手里的粗得多。当时我看他拄着拐杖爬上囚车时,我立刻 想起了《清风亭》。这次《清风亭》里看到老头儿的拐杖,觉得细了些,是否可以加粗些?在清风亭上,坐在上面的状元郎,活是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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