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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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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是我国首家由主流媒体创办的一份读书类专业报纸。自1985年3月2日创刊以来,至今已有二十二年历史。《文汇读书周报》及时传递书业动向、学术动态、出版信息,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给人以愉快的阅读和阅读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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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前”上海女作家的回忆  

2009-07-11 10:03: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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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人集》中的七位上海女作家罗洪、欧阳翠、欧阳文彬、黄宗英、姚芳藻、黄屏、彭新琪,均出生于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也都曾是上海文坛活跃的文艺工作者。她们从各自立场、视角出发,写下了这些近80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对历史是一种交代,对后人具 有无可替代的启迪。正如王安忆在序言《我的阿姨们》中所说:“那些不堪的岁月,她们都是见证。而我则是要付出心智和虔敬去了解她们,她们经过的时代,我不可望其项背。”

    欧阳翠:我参加了鲁迅的安葬

    1936年10月22日传来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呆呆地对着报纸,心里很是难过。

    鲁迅死于上海虹口斯高塔路(现为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住所,他患的是肺结核,由于没有好好的治疗,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几天的报纸都登载了鲁迅去世后在胶州路殡仪馆的消息:每天上千人前去凭吊。我心里也在揣摩,能去凭吊一次就好了。

    当时我正在光华大学攻读社会学,那几天,学校正在考试,无法请假。我的心愿根本不能实现,况且胶州路离学校很远。当天无法回校,所以我只好对着报纸发呆。

    三天过去了,报上传来了送葬的消息,鲁迅将安葬在万国公墓,并公布了送葬队伍所经过的路线。那天我感到有机会参加安葬仪式了,因为万国公墓离学校很近,我可以不用请假前去公墓。

    那天下午正值我班数学考试,我因几天来无心温课,对考试没放在心上,老师发下考卷之后我眼前只看到一行行的油印的字体,也不知其中的内容,心里老是想着去公墓迎接送葬队伍。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我一题也没有做,趁着老师离开讲台的一刹那,我写上自己的名字,快速地把一份白卷送到讲台上,用飞快的脚步溜出了课堂,向大门外走去。

    学校离万国公墓大概有一站路程,我走出大门,快速地向公墓奔去。

    秋末的郊区,冷清的路上几乎没有行人,秋风吹着树上的叶子发出轻微的声音。偶尔一片枯黄的树叶随风落在我的头上。走到公墓门口,我松了一口气,送葬队伍还没有到,公墓里面也是冷冷清清的无人。

    我走了进去,只见几个清道夫在扫地,几只飞鸟不时地划空飞去,秋末的太阳懒洋洋地照在墓地上,这里只有空落冷清,为鲁迅葬礼添加了凄凉的氛围。在公墓较深的那边,有好几位妇女,哭哭啼啼地走过来。人家的悲剧在这里重演,感觉是悲悲切切的。

    我在墓地的走道上徘徊了好几圈,送葬的队伍还没来,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路上,太阳的余晖渐渐地消失了,我紧了紧身上的衣服,感到秋风带来的凉意,两眼望着门外,我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

    扫地的清道工已离去,偶尔有几个年轻人走了过来,我猜想他们也是来等待的,与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大家都没有开口,场面更显凄凉。

    暮色越来越深,太阳已收走了他的脚步,只有风声在墓地的空气中,发出轻微的呼叫声。

    我来了已有四个小时,送葬队伍没有到达,眼前的人影已经迷糊得看不清轮廓。

    已经是夜幕临近的时候,又有些人赶了过来,有人说,队伍快到了,路上人山人海,当局怕闹事,派了好多警察维持秩序,他们没有按照原来的路线,饶了很多圈子, 不管怎么样,我总要等到送葬队伍过来,不管天怎么晚,冷啊,饿了都不在我的心上。暮色降临,眼前已辨不出那几个人是男是女,突然门口有人喊叫起来:“来 了,来了!”

    大队伍的脚步声震惊大地,潮水似的人群从大门口漏了进来,我闪在一旁,赶忙让路,果然是一大群人簇拥着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地来了。在微弱的灯光下,数不清有多少人,也看不清人面貌。队伍停在墓地前,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我个子不高,一下子被人群挤到了后边。

    我竭力地向前挤去,踮着脚向前望,人们都在向前挤,我无力地站在后面竖着耳朵力求能听到些什么。只听见蔡元培先生致辞的声音有时高亢有时低沉,人群中不时传来隐隐的抽泣声。

 “30前”上海女作家的回忆 - 文汇读书周报 - 文汇读书周报   接着宋庆龄讲话,会场一片寂静,人群中抽泣声更加清晰,令人倍感凄凉。安葬仪式进行约一小时。人群逐渐松散开来,我使劲挤到墓前朝鲁迅先生墓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夜色越来越浓,整个墓地被黑暗笼罩着,我随着人群慢慢地走出公墓,这时才感到腰腿酸痛,肚子也饿了。

    如今,鲁迅先生已逝世七十二个年头了,他的墓也早在1956年移葬到虹口公园(现改为鲁迅公园),但过去的情景依然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为此,我特草此文留作纪念。

    欧阳文彬:我与赵超构

    我用了这个题目,似有攀附之嫌——但把我与赵超构并列,并非我的自愿。

    半个世纪前,反右后期的整风补课期间,我受到了重点批判,对我的错误作出的组织结论中,第一条第一句就是:“与赵超构狼狈为奸,向党进攻。”

    这 是一系列批判导致的结论,这一系列批判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那时候反右斗争的硝烟未散,上边又有要抓党内右派的文件下达,上海宣传系统的党员集中在南 京西路新华社宿舍整风,挖思想,查根源。批人的是批判从严,挨批的是抗拒从严。电台还揪出了一个苗力沉反党小集团,进行大会批斗。我只在小组内被批判,批 的主要是我与赵超构的关系。

    我原是市委宣传部报刊处的干部,1952年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时,任“思想改造学习办公室”联络员, 负责联系《文汇报》和《新民晚报》。1953年初,《新民晚报》改为公私合营时,我任公方代表。组织上把我调入《新民晚报》,是为了加强党对《新民晚报》 的领导。我进《新民晚报》后,与赵超构的关系不错。我佩服他杂文写得好,敬重他办报有经验,我们在工作上配合默契,而且私交甚厚。眼见《新民晚报》的发行 数量处于低谷,我在这方面考虑较多,更是和他想到了一处。1956年,为了发挥赵超构的积极性,组织上任命他为社长兼总编辑,我任副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 他在党的“双百”方针鼓舞下,酝酿了一个改版方案,强调《新民晚报》的特色,提出“短些、广些、软些”三个口号和提倡社会新闻等措施,我全盘接受,全力支 持。当时的副社长、老报人曹仲英曾在私下里夸赞我和赵超构的合作是“水乳交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曹仲英的赞美之词,岂不成了我“放弃党的领导,向资产 阶级办报路线投降”的有力佐证?

    1957年“鸣放”期间,赵超构的杂文中有个别措词较尖锐,我认为不妥,曾向他提意见。3月间毛 主席来上海,在友谊电影院向宣传系统的党员干部讲话,强调了一个“放”字。毛主席说:“放”就是领导,领导的责任就是“放”。共产党是不怕人家提意见的, 龙卷风那么厉害,也没把共产党刮倒。什么意见都让他放,骂娘也不要紧。毛主席还说:哪个领导干部不敢“放”,就阻碍了运动,就不配当领导。这是我第一次见 到毛主席,直接听毛主席讲话,印象特别深刻,深感毛主席英明伟大,气魄大。回报社后自然照办。不过毛主席讲话中还有一句“毒草放出来可以肥田”,却没有引 起我的注意。其实我根本想不到对党提意见会出毒草,怎么可能想到“肥田”呢?后来批我时指责我听毛主席讲话“各取所需”,铸成了大错。

    赵超构的杂文发表前,我都看过小样,没有提出异议,就可以说是同意。批评时说他的杂文是由我授意,说我通过他的杂文发泄反党情绪,这未免高估了我,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6 月间,风向转了,《人民日报》发话了。《文汇报》被点名批判了。赵超构正在北京开会,报社里人心惶惶,大家都明白出事了。我找副社长程大千商量,他要我拿 主意。我说:“错了就改,放了火就灭火,放了毒就消毒,马上检查版面,发现问题就公开检讨。”编委会讨论一致同意。但是杂文只能让赵超构自己检查。我打长 途电话给赵,他说手头没有报纸,等他回来再查。我说来不及了,又派沈毓刚赶到北京,立等赵写出表态文章,用电话发回来见报。后来听说毛主席肯定了赵转得比 较快。——要说我向赵超构“通风报信”,倒也顺理成章。

    经过检查报纸,发现问题最严重的是肃反对象鸣冤叫屈、向公检法要害部门提 意见和派记者到杭州“放火”的两篇报道,当即采取措施,和公检法联系,请他们派出“左派”干部来报社座谈,驳斥以前的右派鸣放;再另派记者赶到杭州认错, 检查“放火”的问题。这两篇“灭火”、“消毒”的报道,附上“编者按”的检讨,于6月24日见报。毛主席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肯定了《新民晚 报》已经做了比较诚恳的检查,表扬了《新民晚报》的编辑记者有责任心。想不到这又成了我的一大罪状:利用版面欺骗毛主席,保赵超构,保《新民晚报》,最终 是为了保自己蒙混过关。

    可是我终究没能过关,落了个“与赵超构狼狈为奸,向党进攻”的敌我矛盾性质的结论,按照批判从严、处理从 宽的原则,对我做了内部矛盾的处理: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两级工资。当时我诚心诚意地接受了结论与处分,诚心诚意地承认自己思想没有 改造好,诚心诚意地感谢党,认为让我留在党内就够宽大了。

    当时上海各报的党员负责人如《解放日报》的冯岗,《文汇报》的钦本立等 也都受到批判和处分,而且调离报社,只有我留在原单位。我想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可是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工作安排成了问题,这时候据说是赵 超构出主意,给了我一个“撰述员”的名义,专门为文艺版撰写三评(书评、影评、剧评),这倒为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可以尽情地浏览新书,观赏影剧,走上文 艺评论的道路。这本是我爱干的事,当时又正值年富力强,完成了《新民晚报》的任务,行有余力,就向外投稿。《文艺学习》、《文艺报》都把我列为特约撰稿 人。上海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先后吸收我入会。1962年《人民日报》来人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诗意小探》,刊出后报社里又特地为此召开了一次批判 会,指责我不该向《人民日报》投稿,我解释说是《人民日报》来约我写的,我应邀为党报写稿,并不为错。接着批评我为《人民日报》写长篇大论,给《新民晚 报》写的都是“豆腐干”短文。我回答说:《新民晚报》如果要长文章,我今夜就写,明天交卷。这是我第一次在批判会上顶嘴,被主持人加上了一条新罪行:“政 治上垮了,在业务上跟我们较量。”会后我只能请求调动,离开了这一是非之地。

    正因为我当年诚心诚意地认错,受处分后又意外地干上 了爱干的工作,庆幸自己是因祸得福,坏事变成了好事,所以1962年党提出要为处分过重的党员甄别时我竟不要甄别,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找我谈话,指出不 符合事实的结论就要甄别,还说:你不要甄别,组织给你甄别。后来《新民晚报》成立甄别小组,由于我当时没有任何要求,结果结论上删去“与赵超构狼狈为奸, 向党进攻”等词句,改为“丧失立场,思想严重右倾”。我也没有意见。可是我与赵超构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结论中划去这几个字而得到解脱。

    尽 管我1964年就调到上海作家协会《萌芽》编辑部工作,《新民晚报》的工宣队员和赵超构专案组的造反派还来找我外调,要我揭发赵超构的问题,我当然无法满 足他们的要求,但我与赵超构的关系却成了我检讨不完的问题。检讨来检讨去,听检讨的人都听烦了,有不知道赵超构其人的甚至误听成“稻草沟”,搞不清我和 “稻草沟”是怎么回事,再加上1957年《新民晚报》检查版面怎么会是欺骗毛主席,受到毛主席表扬的事怎么又会酿成大错……这些事局外人难以弄清,确实很 伤脑筋。这个问题直到“四人帮”粉碎,为右派改正时才为找彻底改正,解脱了这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新 民晚报》工作了十多年,正值我三四十岁的一段最宝贵的时光,我遭遇的挫折不是我个人的,而是一代新闻工作者共同的经历,因祸得福却是我独有的幸运。回忆往 事,我无怨无悔。我当年挨批挨整之前,作为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也整过别人,至今愧疚不已。如果说还有遗憾的话,那就是这场风波让我失去了一份珍贵的友谊。 我和赵超构自1958年后为了互不给对方添麻烦,不得不彼此疏远,如今斯人已逝,这才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彭新琪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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