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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仰有关  

2009-05-31 16:09: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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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千古艰难惟一死》出版之际

    ■山谷

    《千古艰难惟一死》  山谷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与信仰有关 - 文汇读书周报 - 文汇读书周报   在温煦的阳光里,我又一次站在南京鸡鸣寺附近的明城墙上,四下眺望这个充满历史和文化魅力的城市。

    这 是一处登临送目的好去处。宽阔的城墙驰道东头,是双峰并矗的钟山,霜红绿叶,斑剥五色,覆舟山上的砖砌方塔挺秀直立;北面是翠色拥围下的水波不兴的玄武湖 水;回身面南,万椽楼屋的南京城尽收眼底,极目处是蒙胧的起伏不定的山影;西南鸡笼山上黑瓦黄墙的鸡鸣寺近在咫尺,九级药师塔巍然高耸,一派梵刹的庄严; 俯身城下覆舟山和鸡笼山之间的隙地,现市政府所在地,是明国子监原址,明代诸多学子在此进修、学习,准备搏击功名的地方……

    脑海 里不禁又浮现出《千古艰难惟一死》中明末清初、那个特殊年代里的诸多文人往事——其时,北方因为农民造反和清军入侵的战乱的影响,呈现出天崩地解的惊骇和 生灵涂炭的血腥气,而长江之南的陪都,却聚集了大量南迁于此的权门显贵和文人、艺术家,他们在“直把杭州比汴州”的同时,展开一系列以社团为中心的社交活 动和尔虞我诈的政治较量,上演偏安一隅的种种故事,酒楼茶肆的争奇斗妍,书坊会馆的繁忙喧闹,夹杂着秦淮河边“八艳”的情爱悲欢;明末四公子的经历,“江 左三大家”的人生变故,陪都政坛和南明朝廷的纷纭政事,远比鼎革时在首都燕京所发生的急剧变化有更多的色彩和更丰富的历史内容……

    解读历史现象,审视明清之交这个历史时段的知识分子,或许会让几百年后的今人有更多的历史咀嚼和无穷的回味,也有助于今人的思索和行事。

    “ 文革”时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信奉的伦理受到冲击、摧残,包括道德标准和道德实践,被“破四旧”的脏水一起倒掉。“四人帮”的垮台,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大门訇然大开,犹如天地翻覆一般,社会急速地转弯,一夜之间,阿里巴巴打开了大门,人们在活跃的市场和巨大的物质财富 面前晕眩了双目。旧有的桎梏和禁忌没有了,原有的规范和准则被解构了,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被陆续打破,儒家的教义以及相关的道德标准遭到扬弃,而新 的市场规则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远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的精神和思维像从爆米花机中被急速地释放出来,先前的价值观、人生观遭到了颠覆和质疑。“万叠银山 寒浪起”,人们的心智、心力快速地被金钱所引诱……

    商品经济的繁荣使文化艺术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文化艺术创作有了新的题材和新的对象,作品也有了新的接受群体。而一旦传播的途径被污染,题材被歪曲被恶搞,受众被障目,形式被滥用,我们的文化传承在最根本的益智育人方面就会大打折扣。

    当下残酷的现实是:商品经济的交换法则被滥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人际关系、官场权力、读书学习、文凭职称……

    现 代社会的道德基准,是建立在维护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基础之上的。新的价值秩序,一方面来自传承积极的本民族固有的道德准则,另一方面是要在市场化的经济大 潮中完善人格的尊严和道德诉求。在人文精神遭遇挑战的当下,文化人缺乏自我救赎的机制和精神,时代的变化未能凸显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甚至知识分子都不与 理想、情操、道义、道德责任联系在一起,而是耽于投机取巧、吃喝玩乐,为虚幻的名和利醉心于评职称,卖弄常识,趋炎附势,去知识分子化,这是时代的悲剧, 还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缺失?

    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是政权形式的更迭,而不是制度上的改弦更张,如顾炎武所说,是亡国而不是亡天下。 当下的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平年代的社会变革,在人性的变化,价值观和道德诉求,道德传承、实践上,要比几百年前的“鼎革”更具影响力,更具对人性的挑 战和人格的考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鼎革”之际的历史文人的身上,去看看于今人有益的影像,这正是写作《千古艰难惟一 死》的一种视角。陵谷剧变,“天崩地解”,皇亲国戚、官僚大宦、学人士子、画家僧侣,各色人等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凸显出各自的性格性情,有从容赴死的, 有奋起反抗的,有投降求生的,有卖主求荣的,有遁世缩头的,有醉生梦死的,有誓不出山的,有忏悔补过的……折射出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世态万象。

    士 无操持是晚明突出的人文现象,没有特立独行的操守,没有坚定不移的立场,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的人生目标只是个人的功名利禄,毫无名节可言,而这些士子往 往都是些才智之士,甚至还拥有显赫的头衔,他们智力高,头脑活,在政治风云中长袖善舞。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与那些不讲忠义,没有信用,不持操守的人士不 同,在乱云飞渡之际,在贫困贫穷和冷寂中,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固有的价值观,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一样,他们不相 信任何世俗的权利,对故国的追思,实际已变成了一种信仰,而一旦有了这种精神的力量,那就是任何人间的荣华富贵所很难改变的,一如《论语·泰伯》所说:“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清初江苏泰州人邓汉仪有《题息夫人庙》一诗:

    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 心岂独息夫人。息侯之妻桃花夫人息妫被楚王掳后,虽为楚王生育了两个孩子,但一直不说话,“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入清后于康熙十八年 举博学鸿词、官至中书舍人的作者说,面临生死,选择忍辱偷生是不得已之事,伤心的岂止息夫人一个人呢?其言外之意是令人深思的。

    明 清鼎革之际,知识分子的节操不能以是否殉国死难作为唯一标准,这不人道;复杂的人生,每个人都会有不同情境下的不同选择,但也绝不能成为助纣为虐的借口。 在重要的社会关口和人生关头,各种各样生存、生活的知识分子,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却必须是有道德遵循的,悲哀的不是苟话“无言”,而是“心死”。

    《庄 子·田子方》中引孔子的话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对于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诚意而言,“哀莫大于心死”是最重最高的道德判断;没有情操,没 有思想,没有是非,没有人格尊严,一个人的“心”就湮灭了,即便浪得虚名也如同行尸走肉;只要“心”不死,就有清气在人间弥漫,就有历史评判,而这些与成 败无关,与得失无关,与贫穷无关,与落寞无关,只与信仰有关。

    没有信仰和追求的人是空虚的,也是没有人性力量和历史作为的。

    人在贫困之中坚守是不容易的,在富贵之中坚守也同样不易。

    《增广贤文》:“事业文章,随身消毁,而精神万古不灭;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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