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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作者阿甲与江青斗法  

2009-05-15 15:10: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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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但很少有人知道,名列八个样板戏之首的《红灯记》曾经历过一场怎样残酷的洗礼。《<红灯记>的台前幕后》(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作者沈国凡采访了诸多知情人,详述了《红灯记》从诞生到成为样板的风风雨雨过程。

    江青决定对阿甲“敲打敲打”

    诗人袁水拍做梦也没有想到,江青会亲自来找他。

    袁水拍此时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负责人,平时只是埋头于稿子堆里,很少与江青这样的人物见面。

    江青坐下来后,顺手就交给袁水拍一个剧本,说道:“你是诗人,想请你帮忙看一看这个剧本,重点看看里面的唱词,在文字上给把把关。”

    袁水拍接过剧本,顺手翻了翻,原来是由翁偶虹和阿甲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

    袁水拍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江青来找自己,是要他帮着在这部成功的现代京剧中找“毛病”。

    江青首先抓的就是阿甲“违背艺术规律的排戏方法”。

 《红灯记》作者阿甲与江青斗法 - 文汇读书周报 - 文汇读书周报   在江青未曾过问《红灯记》之前,阿甲眼看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时间已很近了,就根据时间紧、任务重的具体情况,采用边排边改的办法。《红灯记》成功的事实说明,这个办法是有效的。

    江青除了将阿甲排斥在剧组之外,还开始从“根”上来“挖”阿甲的“罪过”。在一次相关的会议上,江青对于阿甲的这种做法大加讨伐。

    江青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嘛……我回来一看,文学剧本才出来,原来(阿甲采用的)是一路排、一路改、一路演,这样不好!”

    阿甲不服,说道:“有什么不好呢,现在剧排出来了,不是很好的吗?”

    江青说:“好什么,你把戏都给我改坏了。”

    阿甲不解地问道:“怎么改坏了呢?”

    江青见阿甲不断地当众与自己“讲理”,更加生气,就说:“你阿甲总是与我‘顶牛’,不听话,很多事情在剧组里自作主张,违背艺术规律,这方面我看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你得作一个全面的检讨。”

    一听说要作检讨,阿甲便不再吱声,将头埋了下去,任随江青指责。

    江青后来又对那些称赞这种做法的人进行批评,其意仍然在于贬低阿甲在这个剧中的作用。

    江青的这种做法与后来的做法相比,还算是“讲理”的。她自己可以不花一点力气,让别人替他做事,挑出“毛病”后既可以贬低别人,又可以说是自己“披荆斩棘”的结果,以此抬高自己,将这部成功的现代京剧更进一步地打上“江”记的印记。

    你阿甲不是说剧本和演出都是成功的吗,那好,就得找一点“不成功”的给你看一看。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她决定要从文字上来挑一挑剧本的毛病。

    可是,自己反复看了剧本之后,没有发现一点问题。看来想通过自己有限的一点文学基础要做到这一点还是有困难的,于是江青便想到了袁水拍。

    江青走后,袁水拍只好硬着头皮翻看剧本,因为自己不是搞京剧的,就只能从文字上去读,可读来读去找不出任何的“毛病”。这一下袁水拍急了,要是这样他就无法向江青交代。

    袁水拍最后终于挑出了两个毫无痛痒的“毛病”,总算是完成了任务。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作为诗人的袁水拍提出的这两点“毛病”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李铁梅的一句唱词:“咬住仇,咬住恨”的“咬”字要改,另一个就是李玉和的一句唱词:“狱警传,似狼嚎,好汉出监”中的“好汉”两字要改。

    江青立刻找到阿甲。将袁水拍指出的两点在阿甲面前进行了“指点”。

    刚开始的时候,阿甲不知道江青要说些什么,心中最担心的就是怕江青瞎指挥,将这个剧本改坏。现在听了江青的“指点”之后,要改的是两个无关紧要的文字,阿甲这才松了一口气。

    阿甲回去后对照了一下剧本,认为袁水拍前面提到的李铁梅的唱词用不着改,一个“咬”字原本就用得很得体,很有分量,正好说明了李铁梅此时此刻的思想和心情,因此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对于李玉和的唱词,阿甲认为袁水拍的意见提得有道理,于是将这句改成了“迈步出监”。

    阿甲将改后的剧本交到演员手中,让演员将出台时的唱词改过来,演出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江青是仔细的,她在观看排演时听出了这一个字的细微改动,感到很高兴。

    几天后,文化部召开相关会议,袁水拍和阿甲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上,主持人让江青最后作“指示”。江青在谈到《红灯记》的唱词时,竟当着很多人的面夸奖袁水拍说:“我向主席说过这些唱段是水拍的手笔。”

    会场上的人一听,都觉得十分惊讶,将头转过去看着阿甲。

    阿甲朝这些熟人点点头,脸上露出的是难言的微笑。

    不久,阿甲被莫名其妙地责令写检讨。他硬着头皮先写了几个字:我的检讨。写好后看了看,觉得很不是味道,抓过来一把撕了。接着再往下写,可是心绪乱得很,无论如何都无法写下去。

    阿甲和张东川的检查写不出来,江青就不放心,认为他们是以《红灯记》的功臣自居,不听自己的话。于是,江青特地勒令正在演出的剧组停止两天演出,专门让阿甲和张东川进行检查。

    江青在这里向阿甲发出了严正的警告,《红灯记》的成功并不是你搞出来的,而是我江青与你“顶牛”顶出来的。你阿甲和张东川都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否则就让你们写检查,让你们在整个剧组里面没有了威信。

    江青这时可真是“呕心沥血”了。一些新闻单位来找阿甲采访,被江青知道后就加以阻挡,不让阿甲出头露面。

    可是,随着《红灯记》在全国产生的广泛影响,各大报刊都纷纷撰文对此加以肯定和赞扬,接二连三的评论文章和演出剧照登满了各种报刊,除了阿甲之外,剧组里的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成了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和介绍的对象。

    这些被采访和撰写心得体会文章的人员里,唯独没有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人物——阿甲。

    此时的阿甲,再次被江青冷落在遥远的北京。

    与江青“耗”下去

    阿 甲是一个参加过革命的老战士,延河边饮过战马,随贺龙的部队转战过敌后,是早已见过生死的人了,他在剧中所塑造的李玉和便是他学习的榜样,对他个人来讲没 有什么可怕的,可是江青一伙还要将此事牵涉到他的子女,并威胁说对于《红灯记》的问题如不认识,不只他个人倒霉,他的子女都要遭殃。这使阿甲的心不由得一 阵紧缩。

    接着,一些人就再三劝阿甲,不要再这样顽固不化了,还是承认《红灯记》是江青同志一手抓出来的,与你阿甲没有任何关系吧!

    阿甲一听,一下子又来劲了,反问道:“我亲手编导的戏,为什么没有关系?”

    这些人见阿甲仍不愿意承认,就加重语气说:“要说《红灯记》与你有关系,那就是反革命分子破坏的关系!”

    阿甲面对威胁仍不愿屈服,说道:“我可以不再提《红灯记》的问题,不过别人会讲的,《红灯记》本身会讲的。”

    接连不断的批斗会有时一天达三次之多,江青妄图从精神上拖垮阿甲。

    这些批斗会都是根据那篇假借《红灯记》剧组名义写的文章的内容,对阿甲进行逐条的批判。

    光 斗争还不算,下来之后还要阿甲写检查,一遍不行就写两遍,两遍不行就写三遍,前后写了数十遍,阿甲始终遵守着一条做人的底线,那就是实事求是,因此也就一 直无法通过。阿甲见江青步步紧逼,同时还以对子女有影响加以威胁,知道这样下去总是过不了关,于是也横下一条心来,那就是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与江青“耗下 去”。如果有哪一天自己真的倒下了,那就得让孩子们接过“红灯”,继续与江青“耗下去”。

    接着而来的仍然是不断的批斗。

    在 最困难的时候,阿甲常常是利用不为人知的机会,跑到天安门广场,面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回忆自己的革命生涯。自己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事业,在延河边即奉 组织之命从事革命现代京剧的探索,数十年来从未间断,自己为此花出了多少心血啊!可是,一旦做出成绩之后,却如此遭到了江青的迫害,他的心里充满着委屈, 充满着愤怒。

    阿甲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重新押回干校劳动改造。

    在这里,人们都视他为“敌人”,不敢靠近,不敢与他说话。

    干校的广播里,每天都要广播几遍《红旗》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从精神上对他施加压力。

    如此声势浩大的批判与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个年已六旬的老人如何承受得了。看着他那瘦弱的身体,看着他在风雨中艰难地迈动着脚步,许多同情他的人都说:“这回阿甲真的完了!”

    可是,阿甲却没有这样认为,他反而认为自己有了“保障”。

    过 去江青点名批判自己,都只是在一些大会或专业人士内部的相关场合,最多也只在首都文艺界,而现在自己被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这么一点名,一下子成 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赤膊上阵”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成了公众性的人物了,江青就不好对自己秘密下手,自己的人生安全就有了保障。

    阿甲坚信,只要不死,就能看到江青垮台的那一天。

    从 此以后,阿甲一边劳动,一边抓紧时间在干校读书,以惊人的毅力精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马列书籍,写出了十多本学习笔记。他坚信“江青这种人不 垮,唯物论、辩证法就不灵了,唯意志论、唯心论胜利了。事物的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江青的命运也不会依她的意志为转移”。

    阿甲抱定了一个信念,“决心和江青‘耗’到底”。

    阿甲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演出的就是一部现代版的《红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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